（图片来源：全景视觉）
编者按：年至年，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，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。我们曾经驱散阴霾，信心百倍；我们曾经备受挫折，心灰意冷。但是最终，我们没有迷失方向，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，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，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，记录荣与衰、权衡利与弊、评议长与短、分析得与失，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、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。
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，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。然未有涓涓细流，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？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，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，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。
许志永/文
年，孙志刚的受难给了“收容遣送制度”以最后的一击。
从年开始，以孙志刚案为标志，媒体、法律学者和公众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。古往今来维护权利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，但人们把年称为新起点，这是因为孙志刚之死成为震撼全国的标志性事件，而且经由这一事件，一个以捍卫公民权利为特点的法律职业群体开始崛起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，公民的维权行动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，是人类政治文明进程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受难者
年11月7日，我到海淀区六郎庄调研打工子弟受教育问题，回来路上搭乘的黑车司机是一个安徽来的做服装生意的中年人。他说，这几年他们的生存环境好多了，至少不用经常提心吊胆被查暂住证了。我问他，记得孙志刚吗？他说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那个被打死的大学生，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收容遣送了。
孙志刚，27岁，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，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。年2月，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。年3月17日晚10点，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。在其后的三天中，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三个地方：广州黄村街派出所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。3月20日，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(医院的江村住院部)。
孙志刚死了，因为他刚来广州，还没办理暂住证。在一份《城市收容“三无”人员询问登记表》中，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：“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，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，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。”后来他被送到收容遣送站的救治站，在那里被殴打致死。
年4月25日，《南方都市报》刊登了记者陈峰写的一篇题为《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》的报道，详细讲述了孙志刚之死的经过以及他的家人告状无门的遭遇。这篇报道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，孙志刚的死震撼了整个国家。
孙志刚受难的背后是一个广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。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，收容遣送就已经开始了。年年初，户口管理条例出台，城乡分割制度正式确立。年11月11日，中央批转了公安部《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》，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“收容遣送站”，以民政部门为主，负责将那些没有开介绍信的流入城市的人口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。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正式开始。它的目的非常明确——制止人口自由流动，维护户籍制度。年，我国出台了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。年，开始实施暂住证制度。年，国务院发出通知，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“三无”人员。
回首20世纪，从50年代初清理城市的运动到年户籍制度确立，从三年大饥荒到60年代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通知，从“文革”期间上山下乡到年的收容遣送办法，从年扩大收容遣送对象到孙志刚悲惨地死去，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——执著地反城市化，同时把这种计划经济试验所带来的后果几乎全都压在了农民身上。
也许，在各个地方的收容遣送站里，很多人成了默默的牺牲者，而孙志刚生命的代价是有结果的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公民权利高涨的年代。
法律人的行动
年4月25日，我从北大名为“一塌糊涂”的BBS上知道了孙志刚的不幸。一个青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被打死了，而他的亲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奔走于各个“有关部门”之间，备尝哀痛与艰辛。本来，要不是非典，我原计划“五一”期间到北京南郊一个村做两个星期的调研，主要是了解暂住证和收容遣送状况——我对收容遣送制度已经
